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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仲:这代作家是能够涌现出一批扛大旗的人

时间:2018-11-21 19:00来源:北京青年报 作者:木子吉 点击: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,这代人相对来说整个社会普遍的文学素养不如上一代,因为现在大家接触东西要比以前多、不如那会儿纯粹;但是这代作家是能够涌现出一批扛大旗的人,写得更有一些时代的朝气,这点比八十年代的那批作家更有意思更有时代感。

 

  曲仲,出版人,生于1962年10月,山东烟台人。北京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、副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十月文学院院长、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。历任北京出版集团副总经理、总编辑,兼任过北京教育出版社总编辑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、十月杂志主编等。所主持或参与编辑的图书获得过多项各类国家大奖。

 


 
 

  1、你最初是如何开始与书打交道的,如何接触出版业的?

 

  我们这代人经过“文革”,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我高中二年级,那时主要通过读书获得知识、进行思想解放,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候到书店买书要排队,只要出一本书就抢得要命。我记得在书店排队买《稼轩长短句》,当时看很费劲的,但是印象很深。去书店买《唐诗三百首》买不到,我一个同学的姐姐在印刷厂找到一本没有封面的废书,如获至宝,所以跟书有种特殊的感情。

  我1980年上的大学,在北大读的历史系中国史专业,毕业时统计分配方向,我就给自己定在博物馆、图书馆、出版社,后来就通知我去北京出版社。那时出版社在崇文门,我还专门骑着自行车去看,门脸儿很小,心想“这么一个小单位啊”(笑)。北京出版社今年70年历史,1949年以前成立的叫“大众书店”,1949年以后改叫“大众出版社”,1956年公私合营改成北京出版社。“文革”前出过《燕山夜话》“三家村文集”等书籍,“文革”时整个出版社停了,只保留了一个“毛著办公室”,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的1977年,出版社又重新恢复。我1984年来的出版社,最初在文史编辑部,编了一些历史方面的书,像阎崇年先生,我到出版社跟这些老先生接触得比较早,编辑他们的书,建立了很好的师生之情。

  冥冥中似乎去北京出版集团是有点天意,为什么呢?这里面有个特有意思的事,我上中学的时候有篇作文得了一个全国奖,被编到一个集子里出版。后来我分配到文史编辑部发现吴坤定——当时那本作文集的责任编辑是我所在编辑部的主任,书就是在这个出版社出的。他们开玩笑,“你上中学就是我们的作者了。”(笑)


 

  2、你好像一直没有离开出版,在你的脑海里出版业是怎样的架构?

 

  我对书有天生的感情,觉得这辈子就离不开书了,虽然在中间也有些可能调动,但我还是坚持做出版,一直在这个行业做了35年,对整个新时期中国出版的现状也算是见证人,这是我对出版的一个情结。

  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八十年代是整个出版业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,只要是出书就能卖得特别好,印个几万册像玩一样,有很多几十万、上百万的都是挺正常的,当时大家知识饥渴,出来书像疯了一样去买,像《傅雷家书》《宽容》等等,那时我也买过很多,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家里这样的书都不少,以至于现在家里想装修都发愁,放哪儿?弃了可惜留着又太占地方,也说明那时是出版的一个盛世。

  发生变化是九十年代,出版的图书已经足够多了,社会上没有那么饥渴,开始市场经济了,大家把很多精力放在商业大潮里,书的阅读市场下降。现在出版社越来越多,出的产品越来越多,平均每年出书50多万种,北京图书大厦能摆放的也就二三十万种。在这种情况下,出版进入到一个比较正常比较成熟的时代。同样在九十年代,出版也发生了一个危机,当时开始有了电子书,甚至有人声称,“电子书的时代来临了,传统的出版要消亡了。”我们自己也很忐忑:是不是像打火机替代火柴一样,出版要面临一场革命,而这场革命会不会革了我们自己的命?当时大家对出版的未来产生了疑虑。经历过这么一个很痛苦的阶段,到了2000年以后,大家的心反而沉淀下来,那些妄称“会替代传统出版”的人发现:他们替代不了,他们只是技术上的一个平台。实际上达成一种妥协与合作:他们只做技术,内容还是传统(出版)来做。现在除了电子书,有声书、视频书等等都在产生,传统出版慢慢朝着内容提供商、内容服务商去转化,仍然要对内容进行开发和原始的生产。

 


 

  3、今年是《十月》杂志创刊40周年,《十月》杂志主编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你都曾担任过,在你脑海里对此留有怎样的印迹和有趣的故事?

 

  我是1994年开始担任集团的副总编,兼任过北京教育出版社的总编辑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、《十月》杂志的主编,也分管其他一些领域,特别是我现在做总经理涉及面更广,为什么文学这块我介入得比较深呢?一个是从2000年前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《十月》杂志是我重要的分管内容,另一个是,文学是北京出版集团比较强的,“十月”的平台在中国文学新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 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,也是《十月》杂志创刊40周年。40年来《十月》获得了国家期刊奖、茅盾文学奖、中国出版政府奖、鲁迅文学奖、“新中国60年来有影响力的期刊”等诸多荣誉。《黑骏马》《北方的河》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《生死疲劳》等等优秀的文学作品,反映出《十月》优秀的历史和光荣传统。后来的《绿化树》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》《上庄记》《中关村笔记》《豆汁记》等等,向读者奉献了各个时期具有影响力作家的重要的或有代表性的作品。

 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工作室的形式,当时是集团做得比较早的一个尝试,2005年左右十月文艺的总编辑隋丽君、北少的老总编赵萌面临退休,她们精力充沛,又很有能力,我就说太可惜了,内部商量:能不能以工作室的方式来调动她们的积极性,就给两个大姐各成立一个工作室。隋丽君工作室十多年以来获得茅盾文学奖、几届政府奖以及中华出版物奖等近十项大奖,给出版集团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。

  另一个就是北京十月文艺社当时比较小,总共十几个人,经过思考和考察,我与新经典陈明俊成立了十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,我们控股、他们参股,共同营造“十月”的文化品牌,他把他原有的市场文学图书版权拿过来,像《张爱玲全集》《三毛全集》,我们把所有的文学版权归到公司里去,像《穆斯林的葬礼》等等,之后又开发了一些书,像《平凡的世界》《人民的名义》等等,这个公司注册时才五百万,现在每年近三个亿的码洋。

 

  4、你作为十月文学院的发起人做了一系列关于“十月”的活动,比如“北京十月文学月”也已经举办了三届,回头看,“十月”给你留下哪些深刻印象?

 

  “十月”对于北京出版集团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品牌,对于北京市来说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学品牌,她的社会意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。那时我就设想建立一个“十月”文学平台,初步勾画成立十月文学院,跟这几个“十月”互动,我当时想象有十一个平台:长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儿童文学甚至影视编剧创作,比如我们有一个文学对外翻译平台,由此就想到了搞作家居住地,2015年第一家在布拉格做了尝试,效果特别好,布拉格、爱丁堡、加德满都等等,作家居住地成了一个独立的板块。后来又设想推出“小十月”、面对儿童的读物,从小培养“十月”的读者、从小培养“十月”的作者,2016年创刊后甚至在某些程度上不亚于“大十月”的影响,所有这些都构成对“十月”品牌的维护。我们还搞了“双十月论坛”,俄罗斯有个《十月》杂志,有近百年的历史,早期的主编都是肖洛霍夫这样的人物,我们在2015年搞了第一届“双十月论坛”到现在三届了,影响很大。

 


 

  5、你如何整体来看待北京出版业的现状?

 

  出版业现在还是面临很多困难,实际上就在于业态的变化对它的影响。不止是出版业态,发行业态变化的影响也很大,比如说出书,一些发到书店卖,很多都是到网上卖,但像京东当当亚马逊进书的折扣都很低的,又要搞各种活动,所以在网上销售实际上不挣钱,但不挣钱也要给,要扩大市场占有率。由于有这么一种情况,我们跟网店沟通的时候没有太大的话语权,业内说法是实际上在绑架我们,折扣很低就极大地影响了实体店的销售,实体店就特别不景气,有的甚至倒闭。但实际上网店也有它的优势,一个是适合现在读者的购买习惯,一个是回款快。

  传统出版更多时候是靠副业在反哺主业,比如说实体店的回款有时候一年也不见得回得来。特别是北京出版集团更困难,原因在于各地的出版集团都有教材,省越大教材发行量越大,像山东教材码洋四五十个亿,但是北京的教材是开放的,用谁的都行,我们教材的码洋也就一个亿。教材是稳定收入,我们没有这个收入,会更难一些。这是整个出版业目前的状况。好在国家有大力的扶植力度,我们也在做艰难的转型,更多做尝试性的开发或者和社会一些机构合作,比如像电子书、有声书。

 

  6、你认为现在的书卖的贵吗?

 

  从成本来说,现在书还真的不贵。出版社随着这两年纸张、印刷成本的增长,再保持以前的定价很难有收益,定价恐怕将来还是要往上做一些调整。从读者购买的角度来说,阅读不是热求的状态,阅读不是刚需,定价高了购买力下降。出版社很为难,从成本得提高定价、从市场角度又害怕提高定价以后降低读者的购买兴趣。这也对出版业提出一个要求,传统的纸书还是要压缩品种、多出精品,只有靠精品才能吸引住读者,引起读者的购买兴趣。

 


 

 

  7、现在民营实体书店通过办很多特色的活动吸引读者,比如西西弗、单向空间等等成为文青打卡之地,你如何看待当下实体书店的经营模式?

 

  我希望特色书店能够办出特色,都能盈利,但不是所有的特色店都能盈利。有很多社会形象很闪亮,但经营情况并不好,这也才有了这两年北京市加大对实体书店的扶植力度。实体书店是需要扶植的,不扶植很难生存,它又是城市的一道风景,文化的重要出口,像PAGEONE、言几又、字里行间都是非常好的书店,也是城市亮丽的风景。

  我们也在搞特色书店,在中关村成立了“十月咖啡书屋”,引入了“青瓜”大学生的创业团队,书店交给他们经营,结果书店搞得特别有生气,那些吸引人的帖子你都想象不到,他们就搞得有声有色,很多看着不靠谱的创意,反而吸引年轻人“觉得太有意思了,一定要去看看”。特色书店是都市的风景线,也是书店的一种生存方式。我希望这样的书店越多越好,我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,我们的书也会多一个销售点。

 

  8、你认为“十月”平台最心仪出版哪类作家的小说?

 

  一是纯文学性,这个小说会受大众喜欢,可开发性很强,但他首先文学性要足够,偏重于出比较高文学品质的书。二是这些年比较注重青年作家的培养,这可能也是《十月》杂志和出版社有这个传统。《十月》杂志九十年代就开办了一个栏目《小说新干线》,每期推出一些新人,到现在已经推出了有七八十个作家,这些所谓的新人现在都是中国扛大旗的队伍了。这些人跟“十月”有一种血亲的关系会有感情,像石一枫最近有三本书都是我们出的,《心灵外史》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《特别能战斗》,包括盛可以、张楚、鲁敏、乔叶等等,对年轻作家比较看重。三是京味文学,像叶广芩的所有作品都拿过来的。肖复兴的《我们的老院》得了“中国好书奖”。宁肯的《北京城与年》也得了奖。

  实际上北京出版集团底下有八个出版社,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出摄影类在全国也是非常棒的,钟书阁、诚品有很多他们的书。人文社科做了二十年的“大家小书”影响力也非常大,现在也做到150多种了,学术界一片好评。我有时会比较着急,北京出版集团有很多品牌,像《父母必读》刊名是宋庆龄给题的,育儿类的老大,很多平台都需要好好来做。

 


 

  9、前不久“日本小学生在嘈杂的机场安静读书”的帖子被热传,你认为该如何引导全民阅读?

 

  在这个事情上实际上我是开放的,我觉得在任何地方看书都是一道风景线,都是我非常尊重的事情。我觉得阅读的概念现在要发生变化:并不是说只是看书是阅读,看手机同样是阅读。现在来说,普及知识的功能在传统出版里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,获得知识太便捷了,手机一查都出来了。书作为普及知识的意义在哪儿?在于给孩子读的还是看书为好。书是下功夫的,孩子阅读是要讲究的、不是什么都要读的。对于孩子来说,书更准确,教化性更强。成人来说这种知识性就没这么大必要了,我也整天看手机,方便呀,浅阅读也是阅读,浅阅读也比不阅读好,所以对阅读的概念要变,要因人而异,因时间因地点而异,我不认为在嘈杂的环境里看书是一件伟大的事情。我在嘈杂的环境里就不会看书,有可能就翻翻朋友圈、看看电子书,或者听听书就够了。回家我会认认真真地看书,它会启迪我的心灵,同时我会想一些事情。所以有一段时间有个焦虑:我们要不要号召大家在地铁里多读书。我觉得好像有点儿教条了,大家对阅读本身缺少一种认识才会产生一种错觉。在地铁上挤得跟照片似的再看一本书那做不到呀。(笑)


 
 

  10、新媒体文学及其产业化飞速发展下,你怎么看文学传统和创新?

 

  这里涉及网络文学跟传统文学的概念,实际上,网络文学跟传统文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,很多网络文学的人也是读传统文学的,包括著名作家宁肯早期写作也是在网上写。就网络文学本身也是分很多种,其中有些人的写作就是偏传统文学的,有些人就更网络化一些,总体来说差异在于网络文学也有精品,但更多是鱼龙混杂,而传统文学纸媒的出版相对来说品质比较高。网络不是没精品,像《明朝那些事儿》不错的,但是并不多。现在还是一个过程,是要慢慢沉淀,要有一个精品的独特园地。像传统文学在出书的同时也出电子书、有声书,这是一个必然,这种创新是大势所趋,像《人民的名义》中文在线出的电子书比我们的传统书收益还要高。

 

  11、你如何看待年轻一代作家的文学素养,在青年作家群里你比较欣赏的是?

 

  真有写得好的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,这代人相对来说整个社会普遍的文学素养不如上一代,因为现在大家接触东西要比以前多、不如那会儿纯粹;二是现在社会的人压力大,信息污染也比较严重,能够沉下心来关心文学的人也比以前少,但涌出来的这些人水平是不低的,像石一枫,因为他的东西是有特点的,有点像以前的刘绍棠、叶广芩、王朔,他将来在文学史上是能够留下的。像徐则臣,写东西是大气的,写大场面的恢弘真不是闹着玩的,写得特别好。还有像张楚、弋舟,我都很喜欢他们的文字。不要说那个时代过去了,对这个时代失望,不失望,这代作家是能够涌现出一批扛大旗的人,写得更有一些时代的朝气,这点比八十年代的那批作家更有意思更有时代感。

 

  12、你平时会关注哪些热点话题?

 

  手机动不动就弹出一堆热点(笑),这种信息扑得过多,我刻意关心的倒不一定是这些东西。就我本身来说,除文化信息外,我更关注中国社会、经济、金融这方面的信息,我觉得我要熟悉各方面的东西,只有跨出出版业才能回来做好出版业。这些年我参加社会的一些研讨、沙龙比较多,比如像欧文沙龙、清华校友沙龙等等,大家能够认真坐在一起就某一个主题来进行充分的交流讨论,我觉得比较开动头脑,也是对当今社会方方面面的了解,更知道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定位。我做出版,有时候甚至环保的沙龙都会参加,有的做环保公司、有的做政策制定、有的做监测,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到中国的环保,会发现这个课题对中国的未来意义太重大了,它本身互相之间的这种逻辑、各方之间的交融,就一个话题展开讨论很好。出版业比其他的业态发展要晚十年,有时候受到一些启发,反过头来思考出版面临的问题,就会觉得不是那么困难。

 


 

  13、你从小在北京长大,对北京有怎样的情感?

 

  我从小生在北京,出生在南锣鼓巷北口。小学搬到西城平安里,之后上大学在北大。我属于四合院长大,整天串胡同的那种,我又是学的历史,更容易把握北京那种古老的文化氛围,在骨子里渗入得比较深一些,有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发一些老北京文化的帖子。从现在来看,一个城市的发展总会有一些痛苦期,像北京这种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,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挖掘还是比较理性的,我还是充满希望。
 

 

(责任编辑:东岳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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